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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声人去后

2014-6-15 16:39| 评论: 0|来自: 信阳网

摘要:   ──古今信阳部分主政者印象    王西亮    信阳自刘宋元嘉29年(公元423年),设置刺史一官,三国魏朝时置郡以来,其后或以郡设之、或以州、军、府设之,直至民国时降为县级建制,其最高长官,或称刺史 ...
  ──古今信阳部分主政者印象
  
  王西亮
  
  信阳自刘宋元嘉29年(公元423年),设置刺史一官,三国魏朝时置郡以来,其后或以郡设之、或以州、军、府设之,直至民国时降为县级建制,其最高长官,或称刺史,或称太守、知军、安抚使、观察使、政抚使、万户府达,司马、同知、佥事、副使、道尹等等(期间因为体制变更,有些只相当于一县之长之职),历任众多主官中,有姓名可考者,大约310人左右,如果再加上府吏、文书、副将、衙役等各部门大小官吏,则数以千计、万计。而在这数以千计、万计的大小官吏中,信阳史志上留下姓名,并对其文治武功予以彰显的人物,不过数十人而已。特别是300多位主官中,以其政声宦绩留名史志者,则了了十数人。
  
  王以观,康熙57年(1717年)知信阳州,他在任期间,“勤本业,禁游惰,锄奸邪,正民风”,并将“天理、国法、人情”6个大字高悬于厅堂之上,视为“座右铭”,时时警示自己。他非常勤于政事,廉正无私,两袖清风。调离之时,市民感其恩德,自发立碑刻石以纪念他的政绩。
  
  师长怡,陕西韩城人,清咸丰3年(1853年)执政信阳,在任上,以清理民讼、公正无私、勤于政事、明察善断的作为与政声,被百姓呼为“师青天”.他调离时,申城百姓也在城里为他立了“去思碑”,以示怀念。
  
  查彬,顺天宛平人,先后任过安徽凤台、怀宁和河南淇县、太康、安阳等地知县,嘉庆15年(1811年)提拔为信阳知州。他在任的前三年,信阳连年大旱,不少地方颗粒不收,查知州就把自己的俸禄捐出来,购买谷物,以救济灾民。同时,他广泛号召和动员各地富商大户,积极捐谷捐钱,共同抗灾救灾。第四年,信阳风调雨顺,粮食丰收,他倡导“民收民散”法,让有多余粮食的大户把粮食捐出来,建立了28座义仓,让百姓推选正直无私的精明人员管理,用以在每年青黄不接时救助缺少粮食的穷人。他知信阳州七年,“举废祀,修城垣,奖节孝,造渡船,清讼狱,正俗习,以工代赈,兴修水利,善政累累,不可殚举”.
  
  另有一位是明朝成化年间的梁知州(名字失考),他来信阳上任时,用二牛驾车,行李仅一个竹笥(装衣物的方形竹具,作用类似今天的行李箱),三年后调离。临别时,他把自己那两头牛在农民家生下的三只小牛犊留给农户,他说,这三只小牛犊是饮食了信阳的水草长大的,所有权是属于信阳人的,自己无权带走。结果,仍旧驾驶来上任时的那辆二牛之车和那个竹笥离去。百姓感其清廉朴素,深以为念。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人物也值得一提,一个是大唐早期着名的贤相姚崇,他在做宰相之前,曾任过申州刺史,在任期间也颇有政声;另一个是《岳飞传》中的传奇人物牛皋,曾任信阳军镇抚使,相当于今天的军分区司令员,他在镇抚信阳期间,抗金有功,为后人怀念。
  
  自1949年解放,信阳作为地级市的机构,至今共有地、市委书记18位(不含潢川分设专署时的地委书记),在这18位信阳的最高“父母官”及其班子成员中,其各自政声高低优劣,坊间自有公论,所谓“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而其中最受诟病的一位书记,恐怕要数路宪文了。
  
  路宪文(1919-1993),1952年-1960年,先后任信阳地委第二书记、代理书记和第一书记职务,1960年9月因“信阳事件”(信阳民间百姓对此常以“吃食堂”谓之)被撤职查办,1962年被河南省高级法院判刑3年。1979年恢复高干待遇,以副厅级级别任河南百泉农专校长。1993年9月身患癌症病逝。
  
  “信阳事件”是指1959年冬-1960年春,信阳因为浮夸高报粮食产量,进而高征购,最终导致不少农民饥饿而死的恶性事件。这一事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被多家媒体“解密”,为全国、全世界所知晓。但这一事件中,信阳究竟死了多少人,或者准确地说,究竟多少人是因饥饿而非正常死亡的,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说有十几万、数十万,有人说是近百万,有人说150万,甚至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夸大为200-300万!但不管是多大数字,毕竟是因为左的政策造成了农民的非正常死亡,特别是许多人死亡之际,附近甚至身边就是装满了金灿灿的水稻和白生生的大米的仓库,这对于政府和百姓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悲剧。而时任信阳的最高长官、地委第一书记的路宪文,确实扮演了一个“决策失误,大脑发热”、只知惟上、不恤民生的非正面角色。笔者儿时,已是大跃进时过境迁数年之后,还曾耳闻过一首顺口溜式的“儿歌”,歌曰:“小汽车,喯儿喯儿喯儿,上面坐着路宪文;路宪文,管得宽,管得食堂不冒烟……”由此可见路的左倾和武断以及“信阳事件”在信阳大地遗害之深、影响之大。
  
  1993年春,与路宪文搭班子的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张树藩,以癌症之躯,抱病写出了近二万字的长文:《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在河南《党史博览》杂志上刊发。同年夏天,同样身患癌症的张树藩当年的秘书余德鸿,也开始动笔写“信阳事件”.最终历时8年,于2001年定稿成2万余字的《痛忆“信阳事件”全过程》,并公开发表,巧合的是,在张树藩文章写出不久,亦即张本人逝世的当天,也得了癌症的路宪文,写出了1.8万字的回忆录《“信阳事件”的历史、根源及经验教训》(未能公开发表,但曾在一家网站上刊登过)。相对于张、余二人的文章把路宪文定为“信阳事件”的“罪魁祸首”,路宪文的回忆录更多的是为自己的“犯罪”行为寻找当时的社会大背景、大政策原因,同时披露了一些来自省委政府和中央政府等高层的细节因素。
  
  从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角度分析,路宪文的“左倾”和“信阳事件”的发生有着相当复杂的国际、国内大背景,况且,据一些当年曾同路宪文共过事或熟知他的老人们讲,路宪文本人本质上也并不是一个十恶不赦之人,其主观愿望恐怕并非希望治下的百姓都饥饿而死。而张树藩作为当时的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恐怕也未必就真如他自己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面对铺天盖地的“大跃进”、“浮夸风”,能够那么清醒,那么高瞻远瞩。所以,有时,有些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就在于它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有着盘根错节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原因,涉及了方方面面、形形色色的人物。但是,无论如何,“信阳事件”对执政党,对信阳人民,对于当时的信阳的当权者如路宪文辈,毕竟都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和不幸!路本人虽然在1979年的全国大平反潮流中侥幸得以恢复名誉和官职(路的上访信是时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亲自批阅的,其恢复高干待遇,也是胡亲自确定的。只是路在要求恢复正厅级待遇时,胡耀邦才半是幽默、半是调侃道:“连路宪文这样的人都要求平反了!”言外之意,路是不能“彻底”平反的。由此可见,当年的平反潮是何等的汹涌澎湃,当然,也难免有泥沙俱下之现象出现了。)但勿庸讳言,作为党的一名地委书记,路宪文的劣政却是在信阳大地上不会销声匿迹的,路宪文及其同时代的决策者们不仅要以一个失败者的信阳“父母官”形象留在信阳的史志之上,而且世世代代的子孙们都将会对“信阳事件”予以遣责和诟骂--因为,毕竟有为数不少的、不该死去的平民百姓那么痛苦地死去了……
  
  的确,有些事件,有些人物及其功过是非的评判,因为当时的大环境因素,显得扑朔迷离、百折千回,恐怕需要很长时间甚至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廓清迷雾,才能有一个比较准确的结论。如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1630年以“叛逆通敌罪”蒙冤被杀,而且处以磔刑(碎割肢体),死时,不明真相的京城百姓因痛恨“叛徒”之情难抑,千百人争相抢食其骨肉……这种血腥场面其惨其悲,不忍目睹,可以说空前绝后。直到1772年,乾隆皇帝在查阅史籍时,才发现当年袁崇焕的所谓“通虏谋叛”,乃是乾隆的先祖清太宗皇太极的“反间计”.于是乾隆感其(袁崇焕)忠贞,为之平反。此时距袁崇焕之冤死已经142年了。而袁崇焕临刑时含血和泪吟成的那首就义诗,至今读来,依然让人唏嘘不已。诗曰:
  
  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
  
  又如当年信阳县的“汪川”事件的甄别。汪川本是一个打进新生的人民政权机构的国民党特务,1951年7月被当时的信阳县长杨鹿亲自批准逮捕,但汪以“冤案”不断上书省法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结果在上级机关一些官僚主义者的干预之下,于1952年底被“昭雪”,信阳地委、行署受到批评,信阳县委、政府被改组,书记马任平处分,县长杨鹿则被撤职、开除党籍。直到1956年,汪川潜逃深圳,准备叛国投敌,才身份暴露,被绳之以法。而杨鹿县长却为此蒙冤长达6年之久。
  
  以上列举了信阳千百年间部分执政者的功过是非,可以感到:一个出了数百任军政官员的偌大州府,以其政绩和声名能为历史记录者却屈指可数。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出了为人之难,为政之难!另一方面,亦说明百姓对为官者的监督之严,要求之高。同时,也说明修史编志者的公正无私。文天祥的《正气歌》里写有“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两句诗,讲的是忠于史实、宁死不为权贵篡改历史本来面目的史学家太史伯兄弟和董狐等人的故事,歌颂了正直的历史学家不隐恶、不虚美的操守和气节。
  
  而袁崇焕的故事则告诉后人:历史就是如此,有时虽然可能为一时一事所歪曲,历史真相被掩盖,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正就是正,邪就是邪,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历史永远是公正的!任何时候,任何朝代,一个为大多数人谋福利,为天下苍生做好事的人,老百姓终究不会忘记,历史终究不会忘记,他的功绩总是会垂于青史,昭于日月的!而一个遗害地方,欺压百姓,只为一已之私谋取利益的贪婪之辈,庸碌之官,老百姓决不会闭着眼睛昧着良心为之唱赞歌,历史也一定会记录下是非曲直,忠奸良恶,让真相传于后世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了解和研究一些悲剧性的历史事件,以及在这些历史事件中扮演了悲剧角色的历史人物,目的是为了总结教训,以为后来者鉴戒。同时,我们了解和研究历史,不能也不应当、更没有理由用今天的标准和眼光在某一历史事件上去苛求前人,因为前人走过的路,每一步、每一个脚印,不论深浅,不论曲直,客观上,可能都是在为后人开拓,为后人铺路。而值得担忧和令人警醒的是:有人一边研究历史,总结前人的过失,一边却又重复着他们的错误!这才是时代最大悲剧!人世间最大的悲剧!正如“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唐·杜牧《阿房宫赋》)。
  
  信阳,有“北国的江南,江南的北国”之称,是钟灵毓秀,物华天宝之地!在这样的环境里为民为官,无不是一种幸运和幸福,只有心怀良善,老实做人,珍惜在这方水土上生活和工作的一切机遇和美好时光,才能终生无悔,俯仰不愧。
  
  行文最后,不妨抄录内乡县衙大堂和三堂的两副楹联如下,以期信阳官民共赏与共勉。
  
  大堂楹联:
  
  欺人如若欺天,勿自欺也;
  
  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
  
  三堂楹联: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
  
  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责任编辑: 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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