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李晓江：未来哪里生活好公共服务...

每一座伟大的城市都有着鲜明的文化印记，都有着源于自然环境和历史传承的独特气质。城市规划是读懂这座城市乃至这个时代的“密码”，城市规划师则是城市建设的“指挥大师”，城市发展的思想者、建言者和设计者，要持续研究这座城市的历史、现在和未来，关注时代变迁、社会进步对城市规划建设的新要求。

“做城市研究和规划这些年，我一直坚持的理念就是要关注人。关注人的变化，关注人的需求，关注人的需求的差异化。”李晓江说。这也是此次采访中他多次强调的观点。

李晓江是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特邀顾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他主持参加了珠三角、成渝、京津冀等重大区域规划，和北京、广州、深圳等多个大城市的重要规划项目，他还是我国最早参与到雄安新区规划设计专业工作的专家之一。

他一直在思考新时代的城市发展的新理念与规划设计方法。

“不要水泥森林，不要高楼林立，不要大规模去利用地下空间，不要走传统土地财政老路，而是探索一种对居民更加友善、对自然更加友好的发展模式，真正让城市成为一个安全、韧性的人们喜欢的城市，成为一个让年轻人向往的城市，成为一个能吸引人才，留住农民工的城市。”这是李晓江的希冀，也是他的目标。

他也强调，“规划师必须要有审视的态度和批判精神，要善于思考和发现问题，指出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防止因为规划的不当而造成的风险和损失”，也正因如此，在某个新区的开发过程中，他被地方主要领导称作建设过程中的“吹哨人”。

如今，他依然在为城市更好美好的发展而发声。

以人为本，这是新型城镇化和新时代城市规划建设的根本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反映出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成果和中国人民最本质的变化：从一个温饱都没有解决的贫困社会进入到了中高收入的社会，同时也揭示了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跨越的两大“陷阱”——满足不同人群美好生活需要的社会和转变发展方式。

李晓江认为，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一个最大变化是“人变了”，人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生活理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变迁和城市发展逻辑也变了。

“过去只要哪里收入高，哪里能找到工作，人就往哪里流；今天是哪里生活性价比高，人居环境好、公共服务好，人就往哪里流。”李晓江表示。

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人口流动主体变了，前30多年是农民工人口流动，今天主要是大学生在流动。大学生的生活和就业选择必然和农民工不一样；今天的农民工对生活的选择与他们的父辈也不一样。贫困时代，有一张床、一份工资就可以背着铺盖卷走天下，但今天不管是农村转移人口还是大学生，都在追求美好生活，从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去分析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城市才能产生有效供给吸引人群聚集。

“如果你的孩子在雄安能上中国最好的学校，你去不去（雄安）？”他抛出一个问题，特别是在这个“拼娃”的时代，哪里有最好的学校，就不怕招不到优秀的年轻人。

2012年起，李晓江参与和主持了中国工程院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战略研究和中国县（市）域城镇化研究。他多次强调，城镇化进入“下半场”，城市发展与建设的核心任务是要创造一个吸引人才、留住农民工的城市环境、生活质量和公共服务体系。

他举例，大学生数量每年都在快速增长，这就要求大城市改变发展模式，响应劳动力供给的本质性变化。乡村也一样，今天的农民工中大量是初中以上毕业生，甚至有很高比例的高中毕业生，他们受过相对良好的教育，对于生活、发展也产生了多元化需求。乡村地区的人口流动已经从收入驱动转向美好生活驱动，其中县城成为就近就地城镇化最重要的人口迁徙地。县城不仅仅是一个产业空间或就业场所，更重要的是城乡居民美好生活的服务供给者。

“把人的问题想清楚才能做出有用、好用的规划。反之，如果不能理解人的变化，进而理解城市发展逻辑的变化，怎么做规划都是错的。”他说。

他还强调，城市建设发展中要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和中低收入人群，这是城市规划最基本的出发点。

“规划师不应该都从‘强势集团’角度思考问题，因为‘强势集团’已经吸引了所有资源，包括政府资源、市场资源，我们要做的是用更好的资源调配方式和规划建设方式，来解决城乡之间、大中小城市之间、城市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之间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是最基本的发展的公平正义问题，是政府存在的基本理由。”李晓江说。

近几年，一些城市的财政困境被推至风口，这是李晓江长期关注的问题。

“城镇化进程上半场的制度设计，采用的是以促进增长速度为目标的房地产开发——土地财政依赖和GDP增速考核（工业招商引导）的城市发展模式，走上了一条居住用地强度开发-工业用地大规模低效利用-高度依赖房地产开发-土地财政收入的道路。”李晓江表示。

他同时强调，依赖土地财政就意味着必须不停地盖房子、卖房子，但现在老百姓购房需求越来越弱，开发商也不轻易拿地，地方依靠卖地的财政收入逻辑已经难以走通。

他预计，接下来可能会有大量城市出现财政危机，背后就是传统的土地财政和房地产依赖的路径已经走不下去了。

面对这一情况，他认为当下最迫切的就是要进行城市发展制度层面的改革，“过去我国城市发展走的是快速增长、外延扩张的发展道路，但今天我们要转型到存量利用、需求和品质导向的内涵式发展道路，摆脱土地财政和房地产依赖。”

如何摆脱土地财政？

李晓江认为，必须要用新的税收制度、财政制度来解决政府财政来源的问题，这需要进行非常深刻的改革，“包括税收体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等都要进行一系列改革，才能真正让这条路走通，否则城市更新就只是讲故事，只能是小范围、小规模的尝试。这些基础性制度改革是非常艰难的，改革进展仍非常缓慢。”

“令人欣慰的是，‘十九大’‘十四五’规划已经提出了政税制度改革的方向，希望改革进程不断加快。”李晓江表示。

(来源：今日头条 中国房地产报 中房报记者 许倩 马琳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