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县往事｜黄毛尖上苦读书

            

苏俊杰1970年9月4日在红卫岭（黄毛尖）留影

读书是此生最大的嗜好。从1954年秋天背起书包上小学，到今天67年了，1968年底——1971年3月，在红卫岭知青农场（黄毛尖）上两年多的读书记忆，是苦涩、真诚又难忘的。黄毛尖上苦读书，一是环境苦，二是条件差，三是收获大。

原先只有三户农民的黄毛尖，一下子上去了七八十位知识青年、下放干部和老贫农代表创建知青农场，搭草棚、开荒山、烧炭窑、挖药材、种茶叶，曾与狼共舞，和野猪为邻，艰苦奋斗，辛苦备尝。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繁重劳作，不掩活力。山高沟深，难置文体设备。总场还能够竖起一个篮球架，半个球场，力气大的稍一使劲，篮球就掉下了几十米的深沟。大坪、洼林荡、黑沟分场的同学们，闲暇之际，顶多是唱唱歌，打打扑克，吹吹竹笛，拉拉二胡。

我从1960上初中，就碰上“三年自然灾害”，正在长身体年龄，经常饿肚子，学校体育课逐年缩减，最后只剩下早上跑步、广播体操，少有的篮球活动大多是排队练一练单人投篮和三大步上篮。学校大操场上能转圆圈的铁伏虎，没有几个同学敢上去耍能耐。1963年上学期初中毕业，体育课考试前后滚翻，我都翻不成个儿，尹振华老师摇头笑笑说：“起来吧，算及格了，别耽误你上高中！”

1964年，《唱支山歌给党听》歌曲一问世就流行全国。学校组织国庆节文艺活动，我被选进独唱小组，要我好好练习这首流行歌曲。一天试唱，我放声唱了一回，记得吴力公老师说我音色不准，需要从头练起，羞得我赶紧找理由退出，从此不敢在人前乱吆喝。

到高中二年级，同学们按照个人爱好，开始偏重文理科，着手考大学。我喜欢文科，有意阅读文史类课外书籍。当时，县新华书店售价几分钱印着一二篇古文的《中华活页文选》，是我常买来学习的宝贝；语文老师李立功住室里有几本《中华活页文选》集，被我借来阅读过。我还到县大礼堂前楼的县图书馆办了借阅证，几年间把那里的中国小说、文史书籍翻借个遍。

那时县城小，居民少，人际关系也没有那么复杂。管理图书馆的两位女同志，年轻的是省豫剧二团老生演员刘九来和老旦演员杨素真的女儿小刘，另一位是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张德顺的老伴马巧。慢慢地，她们也知道了我是县医院苏医生大儿子，让我进去随便翻阅。别人一次只能借走一本书，我一次可以借走几本。由于记不准外国人名，看不惯中文翻译外国小说里那么多的欧化装句子，我始终对它们不感兴趣，偶尔也翻翻。除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契诃夫与高尔基的一些短篇小说选本，其他外国人的书没有借走过一部。

当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全国通用的高中政治课教材基本是艾思奇版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简缩本。记得教政治课的毕业于人民大学的林修钰老师，个头不高，喜欢用方方正正的颜体粉笔字，在黑板上写出大段的关于“经济基础是指由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构成一定社会的基础；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制度、组织和设施，在阶级社会主要指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 ”，不厌其烦地为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学生讲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义、区别与联系，以及“存在决定意识”云云，使我们这些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大都听得一头雾水，如同往脑子里倒糨糊。

当时，国内学术界各派大小专家，在《光明日报》学术研究专栏上，围绕着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判翦伯赞的“历史主义”，争论的一塌糊涂。教课的政治老师、历史老师建议我们几个偏重于文史的学生，要加强课外阅读，最好能够通读一遍《毛泽东选集》，特别是注意研究选集中的注释和附录延安整风时期《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那才是中外历史、尤其是近代史、中国革命史最权威定论与解释。我理所当然地抓紧时间，通读了一遍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说来奇怪，原来政治课上马列主义理论中那些科学严谨的我们听不懂的名词，难以理解的段落，在毛主席的文章与演讲中，成了生动活泼的内容。《实践论》《矛盾论》 中不吃梨子不知道梨子的滋味、石头和鸡蛋的比喻，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分析，使人读后豁然开朗。

文革风暴突起，对刘少奇批判一再升级，再版的《毛泽东选集》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与原书相比较，附录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见了，一些注释做了过多简化或干脆删除，书中一些页面字数稀疏，有的出现大面积空白。

黄毛尖上晴好天气，同学们白天或者上山劳动，或者下山挑粮，晚上大多是打牌侃大山。好在我从一位同志家借来的一部程伟元版的《石头记》（红楼梦）带上山来，经常翻阅。黄毛尖下边塘畈村，住着一位下放教师，一次他在屋外晒书，记不得那位老兄顺回来几本书，成为传阅臻品。龙榆生老先生编辑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唐宋名家词选》，传来传去到我手中，书已破旧不堪，那一首首精致的妙词佳句，使人百读不厌。

有一次回家在大街上溜达，碰见县委监委书记任耀清，与我寒暄后他问：“在山上除了劳动还干些什么？读了什么好书？”我说：“整天累得要死，哪还有空读书？”他一本正经说：“年轻人时间长，眼光要放远点，挤时间多看政治文化方面的书籍，把知识学进肚子里，总会有用处，别人拿不走。”

老任一语惊醒梦中人，我就从家里拿了一部时兴的红色塑料皮精装小型合订本《毛泽东选集》，带到了山上。

我所在大坪药场，位于黄毛尖东北向山沟里，夏秋多雨夜长人闲，冬春严寒冰雪封山，同学们只好憋闷屋中烤火打牌。我就着灯火在吵闹声中，一手拿着钢笔，一手端着《毛选》，每读一页，画出其中警句，读完一篇，在文章后面标上年月日，硬是把四卷本《毛泽东选集》重新拜读了一遍。前年，我把这部珍藏了五十年的宝贝，送给了在外打工的儿子，叮嘱他抽空多读，必有好处。

再次通读《毛泽东选集》，回顾自己20年来尤其是参加的文革运动的经历，使我对当时的社会现状有了比较深刻的认知，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与信仰，有了质的升华。比如，对于知识、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进一步加深认识。更加相信知识分子下到工厂、农村、部队、边疆，不是什么“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相信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是为了折磨这些大大小小的读书人。而是如古人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是为了使我们深入基层，接近群众，了解社会现状，与工农兵大众结合起来，“在他们中间生根开花”，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黄毛尖上苦读书，使自己心中的彷徨苦闷逐步扫除，精神面貌发生很大变化，成为山上的乐天派，经常向同学们介绍国内外新闻，科普知识，讲点笑话，和吕树汉、李冀川、詹才信一起，被大家戏称为“四大金拍子（侃爷）。

在田铺公社黄毛尖上山下乡两年多劳动学习，进一步确立了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以后在工厂、机关和协会工作，奠定了良好身体条件、社会经验、思想政治及文化基础。

40多年前的1974——1976年，能在地方国营工厂生产建设遭受到一波又一波运动冲击中，坚定不移站在厂党委和职工群众一边，以齐力为笔名贴大字报，和错误言行坚决斗争。

40多年来，能成为改革开放的探索者、参与者、见证者和受惠者。

20多年来，能在工作之余利用网络论坛，大张旗鼓揭露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维护宣传党的历史、党的领袖、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指出毛泽东同志、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联系与区别，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国持续发展，富强繁荣，走向世界。

做这些事，我基本上是利用下班后、节假日等业余时间，由于熬精神，搭功夫，也曾为家人和朋友不理解。我常以马克思“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那句话自慰，用“上无愧于列祖列宗，下无愧于人民群众，心无愧于理想信念”，向家人和朋友解释。

难忘上山下乡的艰苦岁月，难忘黄毛尖上苦读书的日夜时光，难忘大别山老苏区，我的第二故乡，此生之精神家园！

苏俊杰，1948年生，原新原县一中1966届高中毕业，1971年3月招工进河南省信阳钢铁厂。历任信钢厂办公室秘书，河南省冶金建材厅办公室副主任，省国资委离退休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党委副书记，离退休干部三处处长，河南省有色金属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